李金发出生于广东梅县，那是
1925年初，李金发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之邀，回国任教。此时的他，由于雕塑了伍廷芳、邓仲元二位名人的铜像，在美术艺术上已确立了较高的地位。而在诗之创作上，也异军突起，尤在象征诗的写作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响。苏雪林曾评价他的诗是“别开生面之作”；朱自清评说他“不缺乏想象力”，并且在选诗时，排行于闻一多、徐志摩、郭沫若之后，共选了李金发的诗19首。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）
李金发在诗坛确立其地位的，应该是他的《食客与凶年》和《为幸福而歌》这两部诗集。李金发的诗，充满了象征派诗的神秘、怪异、颓废和失落的情调。当然，李金发之诗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和提倡个性解放之精神。比如在《晚上》、《雨》、《墙角里》、《彻夜》等诗中，就表现了这样的主题。当然，在1927年5月出版的《食客与凶年》这部诗集中，许多诗也表现了异国游子对祖国的思念与眷恋，深深抒发着另一种乡愁。如在《流水》这首诗中，诗人这样写道：
你平淡的微波/如女人赏心的游戏/轻风欲问你的行程/沙鸥欲请你同睡。/故国三千里/你卷带我一切去。
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位象征派诗人，李金发在诗中应用的语言，尽量地表达了作者对声、光、色、香、味交错和象征的感觉，并且以声形色，以色形声。今天的许多读者，也许已淡忘了李金发――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，甚或今日许多年轻的诗人们，自认为就是先锋派、印象派诗人的代表，已早不读李的那些诗了。殊不知李金发那样的诗，早在七十多年前，就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和先锋派之技巧。当年，李金发就认为：诗应有神秘的意象，诗应该运用感觉交错的技巧，要有魔术化了的声色光彩之变化等等。那时，他把这些诗的技巧巧妙应用在诗画交融之中，从而使他的诗形成了自已独特的风格、意象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。
周作人把李金发早年的两部诗集《微雨》与《食客与凶年》专列为《新潮社文艺丛书》出版，把他介绍给文坛，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。周作人在出版导言中说了这样的谦词：“中国自文学革新后，诗界成为无治状态，对于全诗的体裁，或使多少人不满意，但这不紧要，苟能表现一切。”看来，周作人推出李金发当时人们认为怪异的诗，是为了让读者自已去审视。
李诗一出，不但很多年轻人争相模仿，就连鲁迅后来写的散文《野草》，据说多少也受了《微雨》的启示。李自己在《文艺生活的回忆》一文中也说：“两个诗集出版后，在贫弱的文坛里，引起不少惊异，有的在称许，有的在摇头说看不懂，太过象征。创造社一派的人，则在讥笑。”我们今天从中国新诗发展史之轨迹看，也许李金发给我们留下的诗，是引起人们争论最多的。
当我读完他七十多年前那本纸质早已发黄的毛边初版本诗集《食客与凶年》后，发现诗集最后他所写的《自跋》，竟只有一百多个字。今日之读者也许已很难能完整读到此原文，特录于下以飨读者：
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，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，既无人过问，而一意向外?辑，一唱百和，以为文学革命后，他们是荒唐极了的，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，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、气息、眼光和取材，稍有留意，便不敢否认。余于他们的根本处，都不敢有所轻重，惟每欲把两家所有，试为沟通。或即调和之意。
五月于柏林
李金发的这篇《自跋》写于德国柏林，如今研究李金发诗作的学人，似未考证他为何在柏林时写下这篇短跋。我们今日阅读了这百多字的文字后，就明白了他心意。第一，他奇怪在1923年到1927年之际，对自已国家之古代诗菲薄，而对外国诗就推崇，且一唱百和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一味跟风”。第二，他认为凡是诗人与作家，不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，他们的思想与气息，乃或取材和眼光，应该是同样的。因为，大都离不开人类共同关怀的主题。第三，他认为无论中国诗，还是外国诗，不应有孰轻孰重之分，关键是在于“他们的根本处”，才是分辨优劣的重要之处。
“中国新诗自它诞生之始，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作，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。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，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‘异域熏香’，给我们以震惊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……”（梅州李金发学术研讨会论文）我想，对于李金发诗及其内涵，如作这样简单的评述，还远远不够。虽在著名侨乡――广东梅州曾召开“李金发学术研讨会”，标志着诗人李金发长期受到冷落、被人误解的状况已经结束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在读了他的代表作《食客与凶年》之《自跋》后，是一定不太同意把他的诗作，仅看作是“从巴黎带来了‘异域熏香’，给我们以震惊……”之类的评说。而被人们称为怪诗人的他，恰恰是不赞同“一意向外?辑，一唱百和”的说法，他更反对当时以“文学革命”者自居的那种作家和诗人，“因为他们是荒唐极了的”也更无人“着实批评过”的。这一切发自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诗人，他的话确是非常理性的。如果我们以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之思潮、1925年以后国内复杂的时代背景，以及当年中西文化正激烈碰撞之形势来考察，我以为，冠于李金发以“诗怪”之称，并非恰当。其人不怪，其诗怪乎？因为，李金发晚年之人生最隹选择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
1951年，是李金发人生转折之际。正在国外作外交官的李金发，既没有按指示到台湾去做官，也没有到大陆作诗人梦，却是由伊拉克辗转去了美国。到异国之后，是继续写诗抑或做美术家？都不是。他却在那里独自办农业，自食其力，直至1976年，病逝于美国的纽约。兴许，半个多世纪后，还留存着一丝如马悦然先生所说的“另一种乡愁”在那大洋的彼岸。李金发其人其诗，以及代表那个时代的文人的重要的一页，被时代之神无情地翻了过去，但笔者拥有的李金发1927年版的《食客与凶年》毛边本，还时可在灯下读之，那首首激人心扉的诗歌，怎不令笔者赏心悦目？我想，诗人虽驾鹤西去，其诗魂尚在！我们岂能忘却这十分感人的那时代的故事――诗、诗人，以及他蕴藏于诗情文字中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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